有时候人莫名其妙就会去想一些没道理的道理，比如一篇小说正写得好好的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“我为什么要写个？有什么意义吗？人家为什么要看我写这个？”这还不算完，因为接着就该想：如果没有意义那么我该写点儿什么才是有意义的？可是好像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没什么意义不是吗？可是我不是为了在“没意义”的世界上干点“有意义”的事情才写小说的吗？那么我写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……随即，崩溃。凡事想太多都会影响行动，好在我向来假装相信，对小说来说，想得多些不算坏事，顶多不过严重拖慢写作进度。

说这些都是李黎这篇《爱华》。这篇小说简单说，是回顾少年时代的一件小事。“爱华”是比“熊猫”更棒的随身听的品牌。《爱华》尽管囿于一件记忆中的小事，却展示出“人性的不可认知的复杂度”（如果不用些评论文章的俗词，我可能很难说清为什么《爱华》值得推荐，也将很难解释为什么呈现这件小事是有意义的）。“我”在因爱华随身听，而对同伴做出过激行为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，“我”竟然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一类人；而同伴，也在向“我”讨要爱华随身听的瞬间，成为他自己曾经厌恶的人。这种意识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。这发自瞬间的意识让《爱华》超越了“一件难忘的事”，尽管《爱华》确实是“一件难忘的事”。

人性的复杂度，就像我无端开始的终极追问一样，其实根本源于人对自我的认知并没有我们自以为的那么多，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想想吧，但凡电影出现这句台词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人性反思的情节爆发点快到的时候？也正因此，我们对“人”的认知永远也走不到穷途末路，这也意味着小说永不至于穷途末路，毕竟小说的根本任务，不过就是展示“人性的不可认知的复杂度”，展示“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”这句台词之所以出现的前因后果，并使之合情合理、自圆其说。

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以为李黎和朱文、曹寇等江苏小说家相近，他们始终致力于探究“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”？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们在文本中轻巧地戏谑、无聊地玩笑，玩弄那些琐碎的事物，因为小说中那个显而易见的“故事”，并不是他们的靶心，而是“弹道”。他们旨在经由“故事”，曲折抵达某些幽微处，展平人性里那些褶皱丛生的、常被忽略的地方。小说固然可大可小，家国情怀和儿女恩怨，宏大叙事与街谈巷议，统统可以以艺术化的方式进入小说的碗里。小说家考虑的不过是，如何既进入故事，又不放弃对“人到底是怎么回事”的终极追寻。

有时候人莫名其妙就会去想一些没道理的道理，比如一篇小说正写得好好的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“我为什么要写个？有什么意义吗？人家为什么要看我写这个？”这还不算完，因为接着就该想：如果没有意义那么我该写点儿什么才是有意义的？可是好像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没什么意义不是吗？可是我不是为了在“没意义”的世界上干点“有意义”的事情才写小说的吗？那么我写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……随即，崩溃。凡事想太多都会影响行动，好在我向来假装相信，对小说来说，想得多些不算坏事，顶多不过严重拖慢写作进度。

说这些都是李黎这篇《爱华》。这篇小说简单说，是回顾少年时代的一件小事。“爱华”是比“熊猫”更棒的随身听的品牌。《爱华》尽管囿于一件记忆中的小事，却展示出“人性的不可认知的复杂度”（如果不用些评论文章的俗词，我可能很难说清为什么《爱华》值得推荐，也将很难解释为什么呈现这件小事是有意义的）。“我”在因爱华随身听，而对同伴做出过激行为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，“我”竟然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一类人；而同伴，也在向“我”讨要爱华随身听的瞬间，成为他自己曾经厌恶的人。这种意识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。这发自瞬间的意识让《爱华》超越了“一件难忘的事”，尽管《爱华》确实是“一件难忘的事”。

人性的复杂度，就像我无端开始的终极追问一样，其实根本源于人对自我的认知并没有我们自以为的那么多，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想想吧，但凡电影出现这句台词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人性反思的情节爆发点快到的时候？也正因此，我们对“人”的认知永远也走不到穷途末路，这也意味着小说永不至于穷途末路，毕竟小说的根本任务，不过就是展示“人性的不可认知的复杂度”，展示“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”这句台词之所以出现的前因后果，并使之合情合理、自圆其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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